书林漫步,初读,资治通鉴,

日期:2020-02-28 23:16:28 来源:互联网 编辑 : 小美 阅读人数:903

资治通鉴卷一开篇就论及德才的关系。由此可见,德才在用人上的重要意义了。司马光说,“智伯之亡也,才胜德也。”这是给智伯失败总结教训,说他之所以败亡,是重才不重德使然。他又说,“夫聪察强毅之谓才,正直中和

书林漫步,初读,资治通鉴,(图1)

资治通鉴卷一开篇就论及德才的关系。由此可见,德才在用人上的重要意义了。

司马光说,“智伯之亡也,才胜德也。”这是给智伯失败总结教训,说他之所以败亡,是重才不重德使然。

他又说,“夫聪察强毅之谓才,正直中和之谓德。才者,德之资也;德者,才之帅也。”这是给才和德下个定义,再给它们定一下位。这两者之间,德是帅,才是资。德是统帅,才是资质资历。这有些像头脑和手脚的关系,是头脑指挥手脚,而不是手脚指挥头,有主次之分,不能把两者的次序弄反了。

之后,司马光又说,“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,才德兼亡谓之愚人,德胜才谓之君子,才胜德谓之小人。”圣人必需德才全尽,也就是说都要达到极致,才能成为圣人。与之正相反,德才兼亡的是愚人。私下里,我拿自身来衡量,圣人标准太高,愚人标准太低,都不是我想做或者能做到的。剩下的君子与小人两项,不用说,我也不能选小人来做。我估计,你也大致与我的想法相近吧?

最后,司马光又说了,“凡取人之术,苟不得圣人、君子而与之,与其得小人,不惹得愚人。”换一个人才招聘的场合,你一个才子不一定能竞争过一个。下面他解释了为什么。“何则?君子挟才以为善,小人挟才以为恶。挟才以为善者,善无不至矣;挟才以为恶者,恶亦无不至矣。愚者虽欲为不善,智不能周,力不能胜,譬之乳狗搏人,人得而制之。小人智足以遂其奸,勇足以决其暴,是虎而翼者也,其为害岂不多哉!”德是统帅,是指引方向的,相当于总司令;才是能力和战斗力,相当于野战部队。总司令想打坏人,那么战斗力越强的,打掉的敌人越多;总司令想打好人,同样战斗力越强的,杀掉的好人越多,道理就在于此。

说到这里,我们不能不反思一下我们的家庭教育。站在家长的角度,重视孩子知识和才能的培养是必要的,这几乎已经得到大面积地落实和执行,有的甚至走得很远了。但是,弱化和忽视道德品行的现象也是存在的,有的人倒不是故意而为之,他是不知道如何来做,这客观上也促成了德育的薄弱。按照上面的说法,才不抵德,小。这样的人放在社会上,做起恶来,真的会让家长悔不当初没有砸锅卖铁地供他念书了。这样的教训古今中外俯拾皆是,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。

因此,我们培养孩子也好,自己做好,把德摆在首位,这是老古人早就告诉我们的道理,我们应该有这种做人的本分。当然,德才兼备最好,即使做不到,我们也要向这个方向努力才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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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林漫步,初读,资治通鉴,(图2)

我读《资治通鉴》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,读到四五十页了,才猛然醒悟这种熟悉感来自哪里,原来那是《史记》在《资治通鉴》里,《史记》中那些人那些事再次浮现了。其内容不仅相似,而且就是。对照起来,我发现,许多段落就是从《史记》中原封不动地搬到了《资治通鉴》中的。千古文章一大抄。原先这话我还有所怀疑,现在我信了。

第二点,抄也是有选择性地抄,而不是全盘地抄。我注意到了,如果你留心比较一下,也会发现这一点。司马光从《史记》里挑挑拣拣地选出了一些人物和事情,而不是全班人马移交的。我没有认真计算,大概估计一下《史记》中学里有10%-20%的毕业生被《资治通鉴》大学录取了。这个录取比例并不高,和我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考大学的比例相近,但是和现在的大学录取率没法相比。话说回来,能够被《资治通鉴》录取的人物是重要的,没有被录取的人物相对来说就是不重要的了。这样说可能有些伤人自尊,但我想这就是事实。当年司马光带领大家录取的时候,一定要开招生录取会的,会上司马光大人一定要交待如下内容:由于招生名额有限,我们只好忍痛割爱了,今年的招生比例是多少多少,符合条件的是什么什么,需要照顾的又是谁谁谁,等等。拉出名单,报上级审阅,待上级批复之后,正式录取。如此,正如过筛子,一遍一遍地筛选,把粗大的扔掉,最后留下的就是精华。

最后一点,抄也抄了,论也论了,有一个词紧接着要出现,那就是传承。文化需要传承,历史需要传承,人类需要传承。不可否认,抄也是传承的一种方式。我们不希望人类文化和历史到哪一天就中断了,因此,就要重视传承。重视传承,就要重视抄。而抄,就要抄准、抄好。如此可好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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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,我常想,为什么要读史?史家为什么要著史?也许这个问题有些幼稚。但是,我们光知道去做,而不去问问究竟或为什么,似乎也不大好。据我观察,人的天性好像也鼓励我们去探究这样的问题。更不要说历代王朝都把著史当成国家大事。如此说来,著史自有其需要和用处。那么,究竟为什么呢?

你可能说了,为了考试啊。是的,是为了应对学校中的考试,这是其中的一项。更重要的,也是为了应对生活及乃生存的考试。它要我们回答的是一个古老而现实的问题:

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我到哪里去?

你说,这不是哲学命题吗?是的,对于个人来说,它是哲学命题,对于人类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历史问题。也可以这样说,它是对于单数人生的哲学命题,也是复数人生的哲学命题。且不论是哲学和历史,它们都要承担同样的使命,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
我是谁?

我是人。怎么是人?为何是人?与动物有什么区别?都有什么特别的能够与其它特种区分开来的特点与能力?回答了这一系列的问题,就给自己画了一幅像,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,同时给自己做了一个标记,画了一个圈子和界限,以与其他异类区分开来。

我从哪里来?

当然是父母所生。但是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…最早的父亲或者母亲是从哪里来的呢?有的说是上帝造的,有的说是女娲用泥捏的,有的说是另外的星球或者世界转来的,有的说是从猿类进化来的,不一而足。哲学回答这个问题,历史同样也回答这个问题。有了一个确切的答案之后,人类就有了根,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了。

我到哪里去?

当然人最终都要死。但生和死之间这一段过程,人类要赋予它一定的意义,这才是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。也就是说要探讨人的归宿是什么?有的说有来生,可以生生不息;有的说有天堂和地狱,做好了上天堂享福,做不好下地狱受苦;有的说一死百了,什么也没有;有的说可以把灵魂或者类似的东西传到下一代,代代相传,直到永世…也是众说纷纭、不一而足。根据不同的看法,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,于是我们心里就有了底,知道何去何从,该干吗干吗吧。

纵观历史,问的无非也就是这几个问题,回答的无非也就这几个问题。区别可能在于,持有不同的观念,答案有所不同。但是它们集合起来构成了一个人类整体。人类历史之所以能不断延续,在于一代一代新人需要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、解答这个问题,进而推动历史继续前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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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写史,谁就把自己写进了历史。《史记》中,司马迁以“太史公曰”的形式,分别对历史人物进行点评。这种点评就是发表自己的意见,它成了各种人物事迹的一部分,也就是把自己置身于历史了。在《资治通鉴》中,司马光也如出一辙地以“臣光曰”的形式,把自己曰进了历史。通篇看来,随处可见“臣光曰”以及这个曰、那个曰。其实,都 是把自己摆进历史的努力。也正因此,干巴巴的历史有了现实感,有了人情味,才不至于没有人去理会。

我们读历史,既读历史人物的事迹史实,也读著史者的评论,也就是他们的各种“曰”有时,往往更重视后者。因为这些评论性的文字,多是画龙点睛之笔。它把各色人等的优缺点、是与非,把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总结出来,摆在你的面前,让你借鉴和吸取。当然,有不同意见和看法,你也可以发表出来 ,和他争一争、论一论。如此,读史就读出点意思来了吧!翻看我前面写的《掠影》其实也是一种评论。不仅是评论上榜的人物,也评论“太史公曰”还有评论未上榜和此书以外的人物。如此读读写写,我感觉自己也是在著史了呢。现在,我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读《资治通鉴》边读边写《初读》等读完了全套十册,估计也能积累不少文章,那时我再把它印出来,我又将著一部史了。但愿如此,我祝自己一帆风顺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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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治通鉴中给汉武帝用了很大篇幅,我今择其二、三事以记之。

一、黄帝墓

上乃还,祭黄帝冢桥山,释兵须如。上曰:“吾闻黄帝不死,今有冢,何也?”公孙卿曰:“黄帝已仙上天,群臣思慕,葬其衣冠。”上叹曰:“吾后升天,群臣亦当葬吾衣冠于东陵乎?”

两层意思:一是希望自己也能升天,二是希望在群臣中有黄帝一样的威望。希望是美好的,但终归是落了空,神当不了,衣冠只好随着肉身一起葬了吧。

二、下海

天子既已封泰山,无风雨,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,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,复东至海上望焉。上欲自浮海求蓬莱,群臣谏,莫能止。东方朔曰:″夫仙者,得之自然,不必躁求。若其有道,不忧不得;若其无道,虽至蓬莱见仙人,亦无益也。臣愿陛下第还宫静处以须之,仙人将自至。上乃止。后来,汉武帝又到海边,又要下海求仙。这回也是,群臣劝阻,汉武不听,跃跃欲试。但是老天似乎也不成全他,大风劲吹,大浪拍岸,一连十余天让他下不了海,最后只好放弃。

怕下属糊弄他,汉武帝要亲自下海拜访神仙。谁劝也不听,可见心情之迫切。好在,理性还在,经东方朔一劝,也就打消了下海的念头。后一次虽没有东方朔,但老天爷出面,他不得不听。不过,后来人不怕事多,愿意问两个如果,如果当年汉武帝一犟到底,硬是下了海,那会如何?我们来预测一下结果:一是或许真的找到了蓬莱,成了仙再也不回来了。如此,汉武帝将开创皇帝升仙的先河。二是从此失踪,那也是一条先河。三是扩大疆域,莫说xx半岛,就是xx群岛也收入囊中,那都是有可能的。

三、欠司马迁一个“对不起”

因为李陵说两句公道话,就下迁腐刑。对太史公也太残忍了一些。但后来改变了对李陵的看法,却还欠司马迁一份歉意。当然,道歉了也挽不回对司马迁的伤害,徒留后世叹息而已!

四、秦皇汉武

臣光曰:孝武穷奢极欲,繁刑重敛,内侈宫室,外事四夷,信惑神怪,巡游无度,使百姓疲敝,起为盗贼,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。然秦以之亡,汉以之兴者,孝武能尊先王之道,知所统守,受忠直之言,恶 人欺蔽,好贤不倦,诛赏严明,晚而改过,顾托得人,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!

司马光说,汉武帝的表现和秦始皇差不多,好在他“作”够了能及早刹车,能尊先王之道,能听进良言相劝,改过从善,再加上用人得当,这才避免了步秦始皇的前车之辙。难怪把秦始皇和汉武帝相提并论,说“秦皇汉武,略输文采。”他俩前面的表现真是惊人的相似啊,简直是半斤八两、分不出彼此来。让人不能不慨叹,汉武帝的忘性也够可以的了,如果他不悬崖勒话,指不定比秦始皇还惨。由此推断,他年轻的时候一定不是个好学生,一定是没有学好历史这门课,所以才不知记取历史教训,差一点惹下大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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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治通鉴汉纪十七中有一段文字,说的不是霍光的身世,而是围绕他的身世和遭际的事情。引述如下:

初,霍氏奢侈,茂陵徐生曰:“霍氏必亡。夫奢则不逊,不逊必侮上。侮上者,逆道也,在人之右,众必害之。霍氏秉权日久,害之者多矣;天下害之,而又行以逆道,不亡何待!”乃上疏言:“霍氏泰盛,陛下即爱厚之,宜以时抑制,无使至亡。”书三上,辄报闻。其后霍氏诛灭,而告霍氏者比封,人为徐生上书曰:“臣闻客有过主人者,见者灶直突,傍有积薪,客谓主人:‘更为曲突,远徙其薪,不者且有火患!’主人嘿然不应。俄而家果失火,邻里共救之,幸而得息。于是杀牛置酒,谢其邻人,灼烂者在于上行,馀各以功次坐,而不录言曲突者。人谓主人曰:‘乡使听客之言,不费牛酒,终亡火患。今论功而请宾,曲突徙薪无恩泽,焦头烂额为上客邪?’主人乃寤而请之。今茂陵徐福,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,宜防绝之。乡使福说得行,则国无裂土出爵之费,臣无逆乱诛灭之败。往事既已,而福独不蒙其功,唯陛下察之,贵徙薪曲突之策,使居焦发灼烂之右!”上乃赐福帛十匹,后以为郎。

霍光大将军,保主有功,功劳大大的,生前荣光之极。但是,虽然他自身得了“好死”他的后代却遭了殃,被灭了族,还牵连了不少人。分析其原因不外乎有两个方面:一是自身方面的原因,另一个是外部的原因。上面这段文字解说得非常精辟,足以引人三思。

凡事有果必有因,霍光在世时可能被荣耀迷了眼,头脑发烧,没有意识到破败和灾难即将降临。但是,旁观者清,茂陵徐福看得清清楚楚。不仅看得清楚,而且还很尽责,向皇帝三次上疏,皇帝只说知道了就放在了一边。后来的事情证明,徐生确实有先见之明,他把霍氏的命运预料得准准的,只可惜没有料定皇帝的态度。不然的话,说不定真能挽回一些损失吧?令人叫绝的是后面的故事。曲突徙薪,说的是邻居有先见之明,也劝主人把烟道改改,把柴禾堆挪远一点,省得发生火灾,可是主人不听劝,终至着了一把火,幸好被救下了,主人于是请客,把救火有功焦头烂额们奉为上宾,而不理敲警钟的人。

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要吸取教训。一是从自身上反思。霍光如果头脑冷静一些,想想物极必反的道理,想想自己和子女奢侈已经无度了,他会产生危机和忧患意识的吧?后世的一个例子挺典型,这就是曾国藩,他处理得就很好。可惜,霍光是参考不上喽。二是从外部接受教训。听人劝,吃饱饭。话糙理不糙,这个我们得往心里去才好。不能把别人的话当成耳旁风,到出了事时悔之晚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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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资治通鉴》自汉武帝以后,我发现一个现象,那就是“赦”字出现的频率较高,汉元帝时,几乎每年都要大赦小赦特赦,真的是赦来赦去,把法律折腾得够呛。

看他赦的情况,有星孛于东方赦、日食赦、月食赦、赦、黄帝驾崩赦、打了胜仗赦、诸侯来朝赦、有凤凰、麒麟等出现祥瑞赦、祭祀赦、建庙设,册封皇后赦、立太子赦,皇帝可赦、皇后可赦、皇太后也可以赦,有理由赦,没有理由也可以赦,总而言之,不一而足。我们不禁要问,哪样当赦?哪样不当赦?是不是得有个规矩呀,不然这不全乱套了嘛!

我查了一下资料,还真有这方面的限定,最典型的是一个成语,叫做“十恶不赦”十恶不赦这个词是在汉以后南北朝时北齐出现的,《齐律》上指出十恶不赦的十恶是:一谋反;二谋大逆;三谋叛;四是恶逆;五是不道;六是大不敬;七是不孝;八是不睦;九是不义;十是内乱。按时间推算,汉元帝时期对于赦与不赦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,当是正处于摸索阶段吧?

事情就是这样,做过了头儿总归是不合适。这个赦字也是如此。赦来赦去,没有个边界限制,长此以往,法律的严肃性就被赦没了,没有严肃性也就没有了权威性,没有权威性也就谈不上约束性,说得不好听点,那条文基本就是白纸一张了,成了摆设,一个。

因为赦来赦去,有的罪犯牢狱还没坐热乎,就被赦了出去。有的罪犯赦了犯犯了赦,进出就像到邻居家串门一样方便。有的被发配充边的,只要你足够磨蹭,指不定你还没走出百八十里呢,赦令就下来了,你收拾收拾包,再看看山看看水,公差又负责把你送到家,权当是公费旅游了一趟。我这么说,似有些戏剧性,也有些夸张了,但也不算脱离事实、歪曲史实吧!

我认为,社会治理有两条线,一条线是礼,一条线是法,正如经线和纬线,它们织成一张网,把群众或子民置于网下,约束起来、规矩起来。如果哪一张网破了,比如法网因乱赦、滥赦而出现漏洞,或者被了,必将引出乱局。以此考察西汉当时情形,似乎正有了此种迹象。当然,还有其它因素起作用,法律只是其种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倒不是说不可以赦,时至今日,法律法规这么健全,尚有特赦的举动,何况古代呢?我的意思是,赦也要把握有度,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这一道理呀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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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王莽代汉

按《资治通鉴》的说法,是王莽代汉。后世有篡权篡汉夺汉的说法。不管怎么说,他是在皇位上坐了几年,是一个数得上的人物。与继位的皇帝们相比,王莽这个皇帝挺特别,不是靠种姓,也不是靠血缘,而是巧取豪夺得来的。我总结他短命的宝座生涯,有四点挺有意思的,特记之如下。

一、大造其假

为篡夺皇位,王莽及其″亲友团大造其假,无不指向王莽称帝之方便。比如各种祥瑞层出不穷,什么新井啊、石牛啊、金匮策书什么的,还有说王莽为帝的文字石刻或图谶等。这些都是托上天之名,或者托鬼神之名,以及托之名,其实都是十足人为的。王莽也算知恩图报,把这些创造神迹的人该封侯的封侯,该赐爵的赐爵,感谢他们为他登基而不懈地造假。

二、文字游戏

王莽估计是个文学爱好者,特别爱在这也词上做文章,即使是搞政治和外交,也不忘记玩点文字游戏。他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,号曰孺子。孺子,孺子,小孩牙子是也。把皇太子称为孺子,无形之中就把他自己衬托得老大不小了。莽恃府库之富,欲立威匈奴,乃更名匈奴单于曰“降奴服于”你不是匈奴,你是降奴,投降的降;你不是单于,你是服于,屈服的服。如此一来,王莽在口头上大占一把便宜。后来,鲁迅笔下有一个叫阿Q的,估计他是继承了王莽的衣钵。还有,当初他想当皇帝,还怕太直白,于是有了假皇帝和摄皇帝之称。假也好,摄也好,都是他给太后于的文字游戏,想方设法地哄骗那老太太的应承。

三、理想丰满

王莽的许多想法非常超前,甚至有人认为他的一些想法可以与XX主义挂上钩,是XX主义的萌芽。王莽做了许多改革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等方面几乎全都涉及到了,可惜的是,绝大多数都没有落实,或者落而不实,昙花一现即湮灭了。再加上他短命的皇帝梦很快就醒了,他也没有机会施展才华。我们只好叹他一声,理想很丰满,可惜没实现。

四、玩人惹祸

王莽不但是善于玩弄文字,也善于玩人。当皇帝之前,他慷国家之恺,大把的撒钱,收买人心,聚拢自己的人气。当了皇帝之后,对异己特别是汉家刘姓,采取各种手段,耍出各种花招,倾力排挤和清洗,使自己的阵营稳固,暂时保住了地位的稳定。但是,对他的手下他也照玩不误,终于玩出了麻烦。“先是,莽以制作示定,上自公侯,下对小吏,皆不得俸禄。”中间曾答应给官员们一些薪俸,但是因各种理由都没有兑现,弟兄忙早忙晚地辛苦,最终闹了个白玩儿。“莽之制度烦碎如此,课计不可理,吏终不得禄,各因官职为奸,受取赇赂以自共给焉。”你不给开工资,只好自求门路。一天两天可以,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?没人买账只是个时间问题。不仅如此,王莽还空授头衔。“莽好空言,慕古法,多封爵人,性实吝啬托以地理未定,故且先赋茅土,用慰喜封者。”一个给一把四色土,说你先拿着,这代表你已经封爵了。糊弄孩子也不过如此吧。所以,王莽的皇帝做不久,与他的善玩脱不了干系吧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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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说哭有许多作用,但你一定想不到哭还有这样的功效。期待哭能发生奇效的主人公是王莽,只以此论,王莽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王莽篡权以后,玩来玩去的,就玩得不得人心,继而众叛亲离,最后到了群起攻之的地步。待到天下大乱,兵临城下的时候,也许是被逼无奈,也许是头脑发晕乱使昏招,历史竟然又被他开了一个玩笑。

析人邓晔、于匡起兵南乡以应汉,攻武关都尉朱萌,萌降;进攻右队大夫宋纲,杀之;西拔湖。莽愈忧,不知所出。崔发言:“古者国有大灾,则哭以厌之。宜告天以求救!”莽乃率群臣至南郊,陈其符命本末,仰天大哭,气尽,伏而叩头。诸生、小民旦夕会哭,为设飧粥;甚悲哀者,除以为郎,郎至五千馀人。

有个姓崔的说,古方,国有大灾,哭之可解。王莽说,真个?崔说,当真。于是王莽就带队前往南郊去哭。他不仅亲自哭,哭得荡气回肠,而且鼓励手下的诸生和老百姓哭,早上哭,晚上哭,哭饿了给供粥,哭的卖力的封给个郎,据统计,封郎者五千余人。我们可以想像,那成千上万人头攒动,放声哀嚎,如丧考妣的场面该有多么的壮观啊!多么的阴云惨淡啊!多么的感天动地啊!多么的多么啊!

但是,即使是使出洪荒之力地哭,也无能解除大灾,无法挽回败局。倒是被记入史册,徒增笑料罢了。王莽这人丢得,可算是丢到家了。弄得我老人家哭笑不得,呀呀我呸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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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三里有一段是这样说的:

是岁,诏徵处士太原周党、会稽严光等至京师。党入见,伏而不谒,自陈愿守所志。博士范升奏曰:“伏见太原周党、东海王良、山阳王成等,蒙受厚恩,使者三聘,乃肯就车。及陛见帝廷,党不以礼屈,伏而不谒,偃蹇骄悍,同时俱逝。党等文不能演义,武不能死君,钓采华名,庶幾三公之位。臣愿与坐云台之下,考试图国之道。不如臣言,伏虚妄之罪;而敢私窃虚名,夸上求高,皆大不敬!”书奏,诏曰:“自古明王、圣主,必有不宾之士。伯夷、叔奇不食周粟,太原周党不受朕禄,亦各有志焉。其赐帛四十匹,罢之。”

太原处士周党,被像刘备请诸葛孔明一样请了三次才请到,见了刘秀客套一番之后,却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刘秀所给予的官爵,他说他要自守所愿。换句话说,他不愿意为刘秀服务,有自己的想法。这一举动激怒了博士范升,范升上书说,周党等人太傲慢了,见了皇帝竟敢伏而不谒,他仗恃着啥?这几个人要文不能文,要武不能武,没有一点战功和事功,却差点混上三公的位置。请皇帝批准我当庭考考他,看他是否有图国之道,掂掂他的能耐有几斤几两?果真有两下子,不是浪得虚名、沽名钓誉之徒的话,我自认认虚妄之罪甘愿受罚;果真如我所言,是骗子之流、无能之辈,要治他个大不敬之罪。范升的气不公也是把身家性命押上了,估计他也是有真才实学的角色,不然也不敢公然与人叫板。虚妄之罪可以是死罪,大不敬更是死定了。他这是要和周党等人你死我活、势不两立呀!

看到这种情形,刘秀也不是白给的,他当即给了批复,在批复中他说了三层意思:一是说自古名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,有不为我所用的属正常,我不怪罪他;二是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有前例,周党不受朕禄,亦各有志焉。人各有志,不能勉强,天要下雨娘要嫁人,随他去吧;三是不仅不追究他的过错,还要有所赏赐,赐帛四十匹,罢之,不为所用也不必得罪于他,留个好念想吧。

由此可见,刘秀这个皇帝是一个挺宽宏大量的领导,在用人方面确实有一套,难怪打下了偌大的啊!与之形成鲜明对是后世几百年的曹操对徐庶的经典案例。曹操想尽一切办法把徐庶弄来,但是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,一生不为曹魏出一计。这与刘秀相比,就显得曹操太小气、太不体统了。我想,用人大体有四个层次:最高级是心甘情愿;其次是服从;再其次是心不甘情不愿不得不干;最低级的是心不甘情不愿不给你干还要抱怨。用这个标准来衡量,在对徐庶的事情上,曹操落在最后一层。而刘秀可以说是占在了第一个层次,虽然周党没有为他所用,那是因为他为他人着想,考虑到了人各有志的意愿,他用人就要考虑双方,你情我愿方好,不能心甘情愿的,不如不用,放归山林

如何对待人才,如何用好人才,这在今天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刘秀在处理周党的问题上,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;曹操在对待徐庶的问题上,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。我们要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,在人才问题上,实在应该思之再三,慎而又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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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时人们相信天地人相通,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、互为表里以及互为因果的关系。比如,发生,说是大怒,要惩罚人类。比如,出现慧星,说是有灾祸降临人间,这是人类做恶所致。《资治通鉴》汉纪三十四里面有一段文字,说的就是对日食的此类诠释。

癸亥晦,日有食之。诏百僚各上封事,其上书者不得言圣,太中大夫郑兴上疏曰:“夫国无善政,则谪见日月;要在因人之心,择人处位。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,而不以时定;道路流言,咸曰‘朝廷欲用功臣’功臣用则人位谬矣。愿陛下屈己从众,以济群臣让善之功。顷年日食每多在晦,先时而合,皆月行疾也。日君象而月臣象;君亢急而臣下促迫,故月行疾。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,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《洪范》之法。”帝躬勤政事,颇伤严急,故兴奏及之。

郑兴说,国无善政,天谴(姑且用这个词解释“谪”字吧)就会在日月上显现。他还说,日君象而月臣象。翻译过来可能就是说,日食代表着皇帝有过错,月食代表着大臣有错。总之,异常天象大多与人间的政治有关。不仅有关,甚至是一一对应的关系。在前面我们就看到,某次出现彗星,被判定是某位权贵的过错,于是这位大臣被砍了头;某次荧惑侵袭领空,某位诸侯被追了责;某次,皇帝下了责己诏书以示对此次天灾负责。到了最后,把天灾和人祸捆绑到一起,天灾是果,人祸是因,就创造了一条成语,沿用至今,这就是“天灾人祸。”

那个时候,科技还不发达,认识不到天灾和人祸其实没有因果关系,这是很正常的。加上统治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,故意神化自己形象,皇帝自命为天子,因此出现天灾,老天的儿子自然脱不了干系,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但是,统治者们心里明镜似的,他们既没有那么大的力,也没有那么大的创造力。也就是说,他们不是天灾的因,也左右不了天灾的果。他们所宣扬和表演的那一套,不过是自抬身价、自欺欺人、自作多情、自作自受罢了。

时至今日,即使小孩子也知道日食月食不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。可是,还有人相信天灾人祸这种说法。更有甚者,有的地方还盛行着“求雨”之类的活动,这就让人不太好理解了。你说是人的愚昧无知呢,还是所谓的“传统”威力巨大使然呢?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我想,这是一个涉及到读书态度的问题。有人相信老的话是至理名言,特别是流传了几千年的话是不会有错的,总之值得信任,可以遵照执行。以这样的态度读书,就把书读死了,俗谓读死书。我们读书不能读死书,要有鉴别地读,有思想地读。读书要培养点质疑的精神,培养点反思的精神,培养点批判的精神。啥都相信,啥观点都接受,就有些太天真了,这种态度不足取。有一句话说得好,尽信书不若无书,这应是对此问题最好的回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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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“显宗孝明皇帝下”中记载,佛教及沙门东来之事,这可能是正式承认佛教的初始,也可以理解为朝廷给佛教颁发了引进和传播的许可吧!

初,帝闻西域有神,其名曰佛,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,得其书及沙门以来。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,贵慈悲不杀;以为人死,精神不灭,随复受形;生时所行善恶,皆有报应,故所贵修练精神,以至为佛;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。精于其道者,号曰沙门。于是中国始传其术,图其形像,而王公贵人,独楚王英最先好之。

寥寥数语,就把佛教说个大概,让你不能不心生佩服。这百十来个字至少说了下面几层意思:

一是有一个神,叫佛,是西域的神;二是皇帝听说了对之有兴趣,于是派人到天竺求其道,也就是去求佛,得其书及沙门,真就求到了,不但有书,还请来了精其道的沙门;三是概括了佛教的思想或主张:虚无、慈悲、精神不灭、善恶、报应等等;四是说什么是佛以及怎样才能成佛的法门:故所贵修练精神,以至为佛;最后说的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,先在王公贵人中风行,而最领潮流之先的是楚王刘英。

提起楚王英来,倒可以说多几嘴。要我说,爱赶潮流不好,出头椽子先烂,这楚王刘英虽然好佛,但没有修练好,反倒修得欲望上升,想起了要当皇帝,后来因谋乱事败,被贬迁徙,自杀而亡。不知道这是前世的孽缘还是现世的报应呢?

到此为止,儒、释、道三教(如果可以称为儒教和道教的话)在上会齐了。汉朝,是此三教统合和盛行的重要朝代,也文化传播的关键期和高潮期。与政治息息相关,虽然中国古代没有政教合一的情况,但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,自汉以来的两千的历史就是明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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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时期有一个人物,因为与他人评议孝武皇帝也就是汉武帝的功过,被人告发,险些获罪,后来上书力辩,幸亏当时的肃宗皇帝还算比较明白事理,不但免其罪责,还任命其为兰台令史。因此,我把这个官名当作这一篇文章的标题。

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八记载:

鲁国孔僖、涿郡崔駰同游太学,相与论:“孝武皇帝,始为天子,崇信圣道,五六年间,号胜文、景;及后恣己,忘其前善。”邻房生梁郁上书,告“駰、僖谤先帝,刺讥当世”事下有司,駰诣吏受讯。

引到这里先停一停,让我们也议论两句。一年一班有两个同学,一个叫孔僖,一个叫崔駰,这两个人胆子不小,在班级里对孝武皇帝说长道短、评功论过,一个说应该五五开,另一个坚持六四开,争得不可开交。他们可能没有想到,隔墙有耳,他们的话被二班梁郁同学给听到了。梁同学一听,吓得不轻,这还了得,竟敢私下褒贬先帝?我举报你们。于是,一封举报信特快专递发给了肃宗皇帝。皇帝一看,这还了得,给我拿下。于是,把崔駰抓起来受审,对于孔僖尚没采取行动。至于为什么没有把两个人同时交付有司,我猜可能是因为孔僖是孔子的后裔,圣人的后代多少有点特权或者要慎重对待吧?要知道,汉朝是很重儒术的。但是,不管怎么说,孔僖也意识到了危机,于是他赶紧上书给自己辩白。

他说,“凡言诽谤者,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。至如孝武皇帝,政之美恶,显在汉史,坦如日月,是为直说书传实事,非虚谤也。”

这一段,他给诽谤下了一个定义:实际上没有你给虚加上的,这是诽谤。他又说,孝武执政的善恶,都是有史为证的,那都是实打实凿的事实,并不是我们捏造的,这怎么能算是诽谤呢?

接下来他又说,“夫帝者,为善为恶,天下莫不知,斯皆有以致之,故不可以诛于。且陛下即位以来,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,天下所具也,臣等独何讥刺哉!假使所非实是,则固应悛改,傥其不当,亦宜含容,又何罪焉!陛下不推原大数,深自为计,徒肆私忌以快其意,臣等受戮,死即死耳,顾天下之人,必回视易虑,以此事窥陛下心,自今以后,苟见不可之事,终莫复言者矣…”书奏,帝立诏勿问,拜僖兰台令史。

孔僖说,你们当皇帝的,为善为恶,天下人都知道,你做都做了,还不让人家说吗?再者说了,你这个皇帝上任以来,做得挺好的,这全天下人都看在眼里了,我们俩为啥要讥刺你呢?我们有毛病啊?请注意下面的话,他说,假设我们说的毛病你确实在,那你就应该接受批评,改正错误。如果你不顾事实,只是任意行事,认为我们犯了皇家的忌讳,那你就杀了我吧。不过我可告诉你,你杀了我之后,再也不会有人据实进谏,他们只会看着你的脸色行事,挑你愿意听的话说,谁会拿自己的命不要而对你苦口婆心呢?

总之,他把皇帝说服了。皇帝说,好,不但不问罪,还任命你做兰台令史,请你据实书写历史,给后代记录和留下一个原汁原味的真实的历史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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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治通鉴卷五十一记载:丁丑,洛阳宣德亭地坼,长八十五丈;帝引公卿所举敦朴之士,使之对策,及特问以当世之敝,为政所宜。李固对曰:“…夫人君之有政,犹水之有堤防;堤防完全,虽遭雨水霖潦,不能为变。政教一立,蹔遭凶年,不足为忧。诚令堤防穿漏,万夫同力,不能复救;政教一坏,贤智驰鹜,不能复还。今堤防虽紧,渐有孔穴。譬之一人之身,本朝者,心腹也,州、郡者,四支也,心腹痛则四支。故臣之所忧,在腹心之疾,非四支之患也。苟坚堤防,务政教,先安心腹,整理本朝,虽有寇贼、水旱之变,不足介意也;诚令堤防坏漏,心腹有疾,虽无水旱之灾,天下固可以忧矣…”

话说洛阳某处地面裂了八十五丈长的一道大裂缝,皇帝怀疑这有什么讲究,是不是自己和朝臣们有什么问题,于是招集能人来“对策”李固的答卷很长,我掐头去尾引了其中间的一段。这是因为,我认为他的比喻用得好,用得多,用得有力。尤其是把人君之政比作水之堤防这个比喻,特别形象,特别有说服力。看过之后,连我这个很木讷的人都觉得懂了点政治,更不用说那皇帝一定能够心领神会,可见其语言的功力之大了。

不仅如此,李固的这段对策还有一个妙处。那就是施用了连环比喻法,一个比喻接着一个比喻,如果加上我略去的头和尾,整篇对话里至少用了五处以上的比喻,简直就是在给我们上一堂文学修辞的公开课。回过头去再读一遍这段文字,你会马上得出这样的结论:这个李固真的很有才!

赞叹过后,从中我也得到了两点启示:

第一,要学会使用比喻这种方法。特别是在讲比较枯燥的、比较抽象的道理的时候,为避免陷入说教的泥泞,用恰当的比喻会化腐朽为神奇,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。

第二,为了能巧施比喻,要善于观察和思考,当然更需要加强学习和积累。这样,才可能在需要的时候运用比喻的方法。那时,你因为平时有积累,想要说A的时候,你可以用BCDE来比;想要说人的时候,你就可以用山水花树来比。这里的儿“A”和“人”是被事物,称为“喻体”用作比喻的材料如“BCDE”和“山水花树”称为“喻依”再加比喻的用意所在,称为“喻旨”这三部分构成了完整的比喻。总之,你就会有素材可利用,有东西可比喻,而且还会比得形象,比得生动,比得贴切,直至比得着迷,比得上瘾,就像玩一场精彩的游戏一样酣畅淋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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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汉纪四十八中记载:

初,李膺等虽废锢,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,希之者唯恐不及,更共相标榜,为之称号:以窦武、陈蕃、刘淑为三君,君者,言一世之所宗也;李膺、荀翌…为八俊,俊者,言人之英也;郭泰、范滂…为八顾,顾者,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;张俭、翟超…为八及,及者,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;度尚、张邈…为八厨,厨者,言能以财救人者也…冬,十月,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“诸钩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、杜密、朱㝢、荀翌、翟超、刘儒、范滂等,请下州郡考治。”是时上年十四,问节等曰:“何以为钩党?”对曰:“钩党者,既党。”上曰:“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?”对曰:“皆相举群辈,欲为不轨。”上曰:“不轨欲如何?”对曰:“欲图社稷。”上乃可其奏。

十四岁的小皇帝,也就相当于初二的学生的年纪吧,看不懂钩党的奏章,于是就向宦官曹节发出三问:一问:什么是钩党?答曰:党人。二问:为啥要杀党人?答曰:欲图不轨。三问:不轨是干啥?答曰:抢你的宝座。灵帝噢的一声明白了,可其奏。

一个可字,只有五划,可是被网入钩党的人不止五百。在本卷下面的一段中记载:“凡党人死者百馀人,妻子皆徙边,天下豪桀及儒学有行义者,宦官一切指为党人;有怨隙者,因相陷害,睚眦之忿,滥入党中。州郡承旨,或有未尝交关,亦离祸毒,其死、徙、废、禁者又六七百人。”

这就是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时期的一声闹剧。宫中先乱,之后是朝野乱,到最后天下大乱。大好成了一片荒地,必然杂草丛生。豪强四起,诸侯割据,你争我夺,大打出手。这就为三国征战做好了铺垫,拉开了序曲。

再回到前面的三问上来,我们不禁要问: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乱局?难道是因为一个初二学生的提问引起的吗?看着像是这样。但是,事情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。没有初二学生的提问,也会有初三学生的提问,没有初三学生的提问,也会有幼儿园小朋友的提问。事情发不发生决定权不在学生的手里,而是权力的把握者也就是当时的宦官手里。因此,不管是谁提问,不管是他怎么回答,争权夺利的悲剧的实质不会发生多大变化,该的得杀,该流血的一定会流。当然,宦官专权、钩党只是一种体现,什么体现呢?东汉末期政治腐烂的体现。那是一种从内而外的腐烂,从根到顶的腐烂,从中央到地方的腐烂。

也许,烂掉的泥巴正好做肥料,它会滋养新苗吧?看来,也只好如此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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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朝历代史实表明,不只是汉灵帝,大凡是个帝王,大多对党人有特殊的敏感、特殊的手段。他们往往对结党之人恨之入骨,痛下,毫不留情,甚至宁肯错杀一千,也不要放过漏网的一个。党人就像老鼠,帝王就像老猫,它们见着就掐,简直仇深似海,不共戴天,活脱脱一对冤家对头。

我们不禁要问,这是为什么呢?

想来想去,归根结底其原因不外乎争权夺利。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,帝王是个体,党人是群体,一旦他们站在权利的天平两边,个体斗不过群体。这就是帝王怕党人、恨党人以及对其斩尽杀绝的根本原因所在。原因很直白,从力量对比上看,手指顶不住拳头,好汉难抵四手,恶虎还怕群狼。从目的上看,帝王是谋个人的私利,党人是谋群体的公利。从维护利益的角度看,私利和寡,公利和众。又是一边倒的局面。帝王当然会算这笔账,因此,为防止强大的对手出现,他一定要谋划在前,杜绝萌芽。如果出现了苗头,他是绝对能狠下心下手无情的。说到这里,我们有必要给一个词正正名了,这就是“结党营私”按字面去理解,结党哪会是营私?分明是为了公众,至少是两个人以上的利益,相对于个人来说,应该是营公才对。当然,在一个大集团里面,大集团是公,小集团就相当于个体,说小集团游离于大集团相当于营私,也是可以接受的。但,毕竟有前边一层意思存在,因此,用这个词的时候需要费些思量方好吧。

历史走到封建王朝末期,民主制度萌芽时期,也就是党人之厄运来临之时。那时,血雨腥风自然不免。

到了今天,我们依然能看到,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,民主和专制都是你死我活的打过来的,依然刀光剑影,而不是一团和气。

未来呢?

虽然不好下定论,但可以肯定的是,道路不会平坦,斗争必然难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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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资治通鉴》卷六十六汉纪五十八中有一段说的是孙权劝吕蒙学习的故事:

初,权谓吕蒙曰:“卿今当涂掌事,不可不学。”蒙辞以军中多务。权曰:“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?但当涉猎,见往事耳。卿言多务,孰若孤?孤常读书,自以为大有所益。”蒙乃始就学。及鲁肃过寻阳,与蒙论议,大惊曰:“卿今者才略,非复吴下阿蒙!”蒙曰:“士别三日,即更刮目相待,大兄何见事之晚乎!”肃遂拜蒙母,结友而别。

这一段文字里包含三步:第一步,劝学;第二步,就学;第三步,学有所得。说明一个道理:学习改变命运。原来的吴下阿蒙,如今令人刮目相看。吕蒙由一个粗人变为一个“细”人,连鲁肃这样的大才都与之倾心结交。

我们看到,三国时期的三个主要角色,不仅能征惯战,也是文武双全的。曹操不用说,可以称得上文学家,这是千百年来大家公认的。以前对于孙权的文化水平不了解,从这个故事中也有了印象,孙权能够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学习,不仅如此,还劝部下多加学习。他们打下的,取得的功绩似非幸得。即使文墨不多的刘备,也以“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”留名千古,这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是难于做到的。由此可见,学习之重要了。工作再忙,也要留出一点时间来学习,何况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是真的那么忙的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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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治通鉴卷七十三魏纪五中有一段文字,说的是高堂隆劝说魏明帝的故事。

隆又上书曰:“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载,尧、舜君臣南面而已。今无若时之急,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,闻之四夷,非嘉赶声也,垂之竹帛,非令名也。今天吴、蜀二贼,非徒白地、小虏、聚邑之寇,乃僭号称帝,欲与中国争衡。今若有人来告:‘权、禅并修德政,轻省租赋,动咨耆贤,事遵礼度,’陛下闻之,岂不惕然恶其如此,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!若使告者曰:‘彼二贼并为无道,崇侈无度,役其士民,重其赋敛,下不堪命,吁嗟日甚。’陛下闻之,岂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难乎!苟如此,则可易心而度,事义之数亦不远矣!亡国之主自谓不亡,至于亡;贤圣之君自谓亡,至于不亡…”帝览之,谓中书监、令曰:“观隆此奏,使朕惧哉!”

魏明帝大兴土木,建完这个建那个,净整些没用的。不仅动用民工,耗费民力,还把大臣们也调动起来,大家齐上阵,热火朝天地搞“基建”大臣们左一个上书,又一个苦谏,他均听不进去,不预理睬。这个高堂隆是一个重臣,说话很有分量,但是,他三番五次地上书劝谏,只得八个字的回应:观览此奏,使朕惧哉!什么意思?明帝说:说得那么血乎干吗?我好怕怕呀!

这么苦口婆心的劝谏,都没有打动魏明帝的心,可见其顽固到什么程度了,简直是死不改悔,不可救药了。难怪后来被司马家夺了,这是前面种下了因的吧?

再读一遍这段文字,你能看出来,高堂隆的话是带刺的,是连讽带劝的。他不说魏明帝玩物丧志,而是拿孙权和刘禅做比喻。他说如果吴蜀两主有正事,兢兢业业地治国理政,你听了一定不会高兴,那样的话,统一大业就难了;他说,如果吴蜀两主没有正事,一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、搜刮民脂民膏,那么,陛下你应该偷着乐,因为,他们越是不往好里做,打败他们就指日可待了。那言外之意就是,你把他们当风景,你如果也像他们的一种情形,自会有人把你也当成风景来看的。你得注意了,你得反省了,不然的话,“亡国之主自谓不亡,至于亡。”你咋说都没用,如果不幡然悔悟、改过自新,等着你的必然是亡国的下场。果然,高堂隆的警告言犹在耳,司马家就已经磨刀霍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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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魏纪十中提到竹林士贤的轶事。

“谯郡嵇康,文辞壮丽,好言老、庄而尚奇任侠,与陈留阮籍、籍兄子咸、河内山涛、河南向秀、琅邪王戎、沛人刘伶特相友善,号竹林七贤。皆崇尚虚无,轻蔑礼法,纵酒昏酣,遗落世事。”

接着,又讲到阮籍这个人,说他正与人下棋,他的母亲去世了,对手说别下了,他却坚持决出胜负。不仅如此,下完了棋还饮酒二斗,举声一号,吐血数升,毁瘠骨立。

接下来,又说到刘伶。刘伶嗜酒,常乘鹿车,携一壶酒,使人荷锸随之,曰:“死便埋我。”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,争慕效之,谓之放达。

由这几件出格的行为表现看来,竹林七贤亦可称为七大怪、七大闹或七大作(平声)反正都不是正常人那伙儿的。因为他们的举止不正常,所以难以在社会上立足。因为他们无视礼法和规矩,所以他们难容于世俗。因为他们落拓和蔑视权贵,所以他们没有好下场。事实确是如此,这七个人大多短命,仕途多舛,虽有英名,结局很惨。

我们不禁要想,他们为什么受到士大夫的青唻,争相效慕呢?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他们无非也就是好喝敢喝的一群酒鬼,喝多了五马长枪,喝高了胡言乱语,喝醉了喝热了暴露暴露,甚至都够不上暴露痞的档次,无非也就是不走常规路线,不按套路出牌,特立独行,耍耍人前疯罢了。回到现时,想我们年轻的时候,也是敢喝敢闹的,也是敢作敢闹的,也有醉卧马路找不到北的时候。我们的耍和闹,引来的绝对是厌恶和鄙视的眼光,从来没有前来求签名的谜呀、粉儿的,从来没有倾慕的眼神,从来没有争睹风采的情况。而代之以捂着鼻子看笑话的围观,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

就连鲁迅先生也推崇魏晋风度,把竹林七贤摆在前台。我是真的搞不明白。也许是时代不同了,那时是出彩的事,现在不突出了吧?也许那时的酒太珍贵,一般老百姓捞不到酒喝,都羡慕喝酒的人,哪怕喝得烂醉也是难得金贵?也许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有逆反心理叛逆期,有一例大家都佩服其勇气,而现在十个12-15岁的孩子就有八个叛逆而见惯不怪、习以为常了?

总之,我弄不明白原因,也就不盲目地崇拜这竹林七贤了,谁愿意崇拜谁崇拜去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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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纪十中说到刘禅破蜀之后的经历:

丁亥封刘禅为安乐公,子孙及群臣封侯者五十馀人。晋王与禅宴,为之作故蜀伎,旁人皆为之感怆,而禅喜笑自若。王谓贾充曰:“人之无情,乃至于是!虽使诸葛亮在,不能辅之久全,况姜维邪!”他日,王问禅曰:“颇思蜀否?”禅曰:“此间乐,不思蜀也。”卻正闻之,谓禅曰:“若王後问,宜泣而答曰:‘先人坟墓,远在岷、蜀,乃心西悲,无日不思。’因闭其目。”会王复问,禅对如前,王曰:“何乃似郤正语邪!”禅惊视曰:“诚如尊命。”左右皆笑。

于是,“乐不思蜀”这句成语就流传下来了。它是以笑话刘禅的姿态出现并传扬的。好像是说阿斗真是窝囊到家了,一点骨气都没有,就知道自己享乐,哪儿有乐子哪儿就是家,管他国家不国家、子民不子民、先人不先人的呢?这样的人,真是令人鄙视,让人瞧不起。

但是,如果从结果来看,也就是从后往前看的话,恐怕我们就不会笑得太自然了。你看啊,第一,原蜀国的老百姓转到魏晋之后,并不是像想象中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而是至少不比以前差,甚至反倒比以前强一些了。第二,再说刘禅的先人和祖坟,都得到了保有和存续,不像有些人连祖坟都被掘了。第三,刘禅悠哉悠哉地过完了下半生,比绝大多数的皇帝的幸福指数高出不止一个数量级,这是那些名帝都无法企及的生涯啊!而且,刘禅享尽天年,得了个好死,这其实也很不容易,是许多帝王都想获不得的命数。第四,刘禅的下属及子孙后代封侯晋爵无数,繁衍不息,自是许多末代帝王九族尽灭的下场不能比拟的。

综上,我们自然会对刘禅的“乐不思蜀”和“诚如尊命”产生怀疑,他是不是纯真质朴哇?他是不是大智若愚啊?他是不是演戏高手啊?也许都不是,就是前面乐不思蜀那个意思的典型代表,只不过,他的运气太好了,好到别人无法模仿无法比拟的程度。

但是,你真的相信有这样好的“命”吗?我很怀疑,因此,我从此不再笑话刘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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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十“晋纪二”中有一段说到东吴周鲂之子周处的故事,我给他取个名叫“自除其害”

初,周鲂之子处,膂力绝人,不修细行,乡里患之。处尝问父老曰:“今时和岁丰,而人不乐,何邪?”父老叹曰:“三害不除,何乐之有!”处曰:“何谓也?”父老曰:“南山白额虎,长桥蛟,并子为三矣。”处曰:“若所患止此,吾能除之。”乃入山求虎,射杀之,因投水,搏杀蛟。遂从机、云受学,笃志读书,砥节砺行,比及期年,州府交辟。

机、云,指的是陆抗的两个儿子际机和陆云,这两个人用司马光的话说,“皆善属文,名重于世。”不愧是将门出虎子,这陆抗是陆逊的儿子,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。

我们来说说周处这个人,他也是名人之后,周鲂也是当时东吴响当当的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可惜周鲂的这个儿子可能是被惯坏了,再不就是长年不在家缺少了教养,总之很刺头,再加上他五大三粗,混成了地头蛇的地步,不,比地头蛇还霸道,是三害之一,与白额虎、长桥蛟并列第一名。好在,这哥们不是糊涂虫,能够改过自新,不但为民除了害,而且还青史留名了。

这难道不是很有意思吗?如果你细细品一品这段文字,你会发现在周处身上有这么几个,什么呢?有这么几个特点吧。一是有一种探究的精神,也就是说他研究事情。看到“时和岁丰,而人不乐”他就想找找原因。换了一般的小混混,你纠着他耳朵他都不会想这事的吧?看来,这周处原本就不是小混混的料。二是他还挺幽默。听到父老说到三害,他说,噢,就这几个呀,吾能除之。书中并没有说他当听到自己也被列为三害时,怎么去抵赖,或者对父老吹胡子瞪眼。而是很坦然的认可了,不仅如此,还很大度地把除害的任务揽到肩上。我想像一下自己如果处在这种场合,会怎么反应呢?估计很难像周处一样应对。我可能会矢口否认,也可能会辩白一番,还可能指责那些人诬陷中伤,至多是不辨也不说,算是默认了,呵呵两声自嘲一下而已。像周处这般处理此种尴尬事,还要加上一种达观的态度和一种幽默感方才可以吧?第三点是有一种精神,要敢于革,也要善于革自己的命。绝大多数的人怕,尤其怕革自己的命,我即是如此。周处不怕。绝大多数的人不善于,甚至连尝试不想,我也是如此。而周处善于此道。所以,周处求师受学,笃志读书,于是他成功了。

也许,让周处介绍一下成功的经验时,他会说,当初并没有想得这么多,凭着直觉自然就这么做了。如此的话,我这一千来字就显得太牵强附会了吧?权且搏大家一笑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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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一象二兆

卷九十七之晋纪十九中记载:

太子宣怒。会荧惑守房,宣使太史令赵揽言于虎曰:“房为天王,今荧惑守之,其殃不细。宜以贵臣王姓者当之。”虎曰:“谁可者?”揽曰:“无贵于王领军。”虎意惜朗,使揽更言其次。揽无以对,因曰:“其次唯中书监王波耳。”虎乃下诏,追罪波前议楛矢事,腰斩之…

这个王朗是赵国的领军,他得罪了赵太子宣,于是太子宣寻机要报复王朗。正当此时,荧惑守房,这在古代是一种灾害的预兆。赵宣趁机派人在赵王面前嫁祸王朗,说是这事可不小,要找一个姓王的大臣顶祸。赵王问谁合适呢?说是王朗合适不过。赵王不允,让再找。推脱不了,只好找一个叫王波的人顶上。结果,翻出前面的一点破事儿,把王波给腰斩了。

接下来还有一段,也是关于荧惑这件事的,是这样说的:

汉太史令韩皓上言:“荧惑守心,乃宗庙不修之谴。”汉主势命群臣议之。相国董皎、侍中王蝦以为:“景、武创业,献、文承基,至亲不远,无宜疏绝。”乃更命祀成始祖、太宗,比谓之汉。

同是荧惑守心(房)赵王那块借机,虽然没有命中目标,冤死了王波,那也是条人命啊!到了汉王这里就成了不修宗庙之谴了,认祖归宗,大兴祭祀活动。那也是不小的动作,关系到国计民生啊!

回顾以前的荧惑异常,类似的解释真的不少,大多关系到王侯的命运和福祸。有的说这个星星亮,预示着某某该称王,有的说这个星星和那个星星靠近,是某某地位动摇的征兆,有的说慧星的出现是不施德政,有的说月蚀是某重臣奸臣,不一而足。

应对的办法呢,也是千奇百怪,花样叠出。有的要下诏罪己,有的要免官撤职,有的要挨罚受刑,有的要砍头,有的要人顶祸,有的嫁祸于人,有的要祭祀天地神仙,有的要哭天抢地,等等。

如果那时,赵和汉两家的家长串串门子,交流交流心得体会的话,一定会唠起荧惑守心这事,一定可以发现他们在解释和应对上的区别。赵家坚持这样,汉家坚持那样,各自为是,弄不好两家为此打起来也说不定。但是,有一点是挺明确的,这就是一些人牵强附会,借此公报私仇的情况是存在的。前面王领军就差点被陷进去,幸亏赵虎没舍得杀他,找个替罪羊了账。

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,迷信一点,不伤人伤己倒可以理解。但是,利用天象害人就显得不够厚道了。那就不是火星惹的祸,而纯属人祸了。

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:

资治通鉴

《资治通鉴》,简称“通鉴”,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,共294卷,历时19年告成。它以时间为纲,事件为目,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403年)写起,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(公元959年)征淮南停笔,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。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,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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